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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领导干部先进事迹
【发布时间:2015-05-14

学习资料之四

先锋赞、风采录

优秀领导干部先进事迹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是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于1990715日所作的一首词,最先发表在1990716日的《福州晚报》上。上阕"追思",以记叙为主,写焦裕禄的功绩,百姓对他的爱戴、缅怀,诗人对他的评价。下阕明志,以抒情为主,写焦裕禄精神对诗人的影响,表达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恩泽万众的理想和宏愿。全词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以及诗人亲民爱民,与大地山川、人民百姓相依为命的高尚情操,以及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赤子情怀。

2014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访问河南兰考县,有感于焦裕禄为人民服务之精神,重诵此词,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啊!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思想的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辆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剖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查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和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们穷到一块儿;富,咱们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队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你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屋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变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啊!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新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啊!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危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身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是这样说。他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让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是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的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啊!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子似的,连声问:“什么,什么?”医生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们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的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啊,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到:“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到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

 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199344,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像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6年。按说,他现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比其 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

那里更需要像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 。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像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 。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 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 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 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3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 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 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 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 。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 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 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 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在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 ,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这一次,听说 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 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 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 拚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 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拚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 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 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30.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 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 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 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孔繁森激情满怀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热血沸腾。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孔繁森的心在颤抖!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226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这里海拔5800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8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 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 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 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 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 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 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 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 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才躺下 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 ,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 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 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 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 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 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6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7、8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 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 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20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记录阿 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 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23.8亿元的62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87%。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2000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门……

 三个藏族孤儿,900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900元整。

 在这张献血证明的背后,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 、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 。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 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 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12岁,曲印7岁,贡桑只有5岁,睡觉 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 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 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我想请你把孩子们带回羊日岗乡去看一看。”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看个啥呀?”小崔不解地问。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 :“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兄妹俩回家乡生活了5天,回来后好像长大了许多。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 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 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 。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 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 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 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 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 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 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 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 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200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像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 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他始终 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19941129,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雪山含悲,江河呜咽。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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